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：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“故宫守门人”
张忠培1990年在山西省太谷县白燕村工地库房观察陶鬲。 (图片由张晓悟提供)
【导读】65年的田野考古中，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，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，走过华北、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。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他的足迹拼接起来，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。
“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，而是考古大家”，这个“大”字，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，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，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、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，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。
“大家”张忠培：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
首发：7月17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“成风化人”周刊
作者：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、秦汉元
7月9日上午8点多，田建文步伐沉重地走向侯马西站，他依然斜挎着陪伴了他多年的考古包，只不过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是遗址发掘现场。
差不多同样的时间，张星德向她所在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院临时请了两天假，匆忙赶往沈阳北站，坐上了G400次列车。
4个小时后，高蒙河在上海西郊的家中匆匆敲完给媒体的第六篇回忆文章，合上笔记本电脑，就往虹桥车站赶去。
此后两天里，更多的人从吉林、甘肃、陕西、云南、广东、河南等地的考古工地、博物馆和大学课堂上抽身启程……
11日上午8点多，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炙热的广场上。
9时不到，这里的气温已经迅速攀升到28摄氏度。北京气象局曾在9日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，9日到11日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。
热浪中弥漫着悲伤的情绪，田建文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86级的同门和早些年毕业的师兄们简单寒暄了几句，随后低声追忆起老师张忠培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6天前的7月5日，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上，一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片铺满了整个屏幕。故宫发布的讣告上写着：中国著名考古学家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、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，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3岁。
20世纪50年代，青年时代的张忠培。（照片由张晓悟提供）
考古大家
7月5日上午8时许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高蒙河，开会前习惯性地把手机调至关机状态。临近中午会议才结束，一打开手机的他顿时蒙住了，屏幕上如雨点般密集弹出的消息显示：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。
头天晚上，高蒙河在完成张忠培先生晚年关于中国考古学思考的3卷书稿的编选、校订后，在作者生平履历中写下(1934年——)，打算把新大纲交于先生批阅做最后修改。
此前几天里，这个吉林大学考古专业85级的硕士毕业生，还在心里盘算着，要在一个月后的8月5日张忠培生日那天，举办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，作为对先生65载学术生涯的总结。
9日下午，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，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准备在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：先生从1952年进入新中国第一个考古班开始，一直在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方法，最终形成了“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”。
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00年的历史，1921年从西方传入中国。面对这个学术上的舶来品，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、张忠培在内的几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着，如何把国外考古学的一般技术、方法和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相结合，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。
最终，张忠培从考古发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。这个有着3个中空袋状足、腹部微圆的陶器，因其在中国独有、器形发展链条完整，被考古学界称作“中国历史的活化石”。
几十年里，张忠培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这个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，最终完成了始自于老师苏秉琦的陶鬲研究。他在著作《中国陶鬲谱系研究》中，通过梳理这一器物的演变过程，让一幅幅上古史画卷和先民生活图景变得鲜活可见，尘封在黄土和史书中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。
高蒙河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样解释先生的研究成果：“这种具有中国化视角的研究，意味着中国考古从亦步亦趋使用西方方法，发展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。”
65年的田野考古中，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，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，走过华北、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。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他的足迹拼接起来，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。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考古队领队许卫红认为，老师张忠培对中国考古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，他在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学“三论”——“谱系论”发展了苏秉琦的“区系类型论”，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；“国家论”丰富了苏秉琦的“文明论”，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；“文化论”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统一多元的关系，提出了“传承、吸收、融合、创新”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。
这些理论的提出，在高蒙河看来，“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，而是考古大家”，这个“大”字，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，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，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、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，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。
师生接力
1934年8月，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。彼时，25岁的苏秉琦刚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，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，开启了其一生的考古生涯。
童年时期的张忠培，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烧杀抢掠，对国难家仇有着深刻的记忆。
在其生前的一次访谈中，他提起那段往事，“我的童年是从灾难中过来的，长沙4次大会战，我们就4次逃难到乡下，最长的一次是在1944年，一家人在乡下农村住了一年时间。”
张忠培的长子张晓悟记得，晚年时的父亲喜欢看电视剧《长沙保卫战》，看到剧中的情节总会想起童年时全家人逃难时的日子，“每次看都是泪流满面”。
1952年，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，张忠培是其招收的第一届学生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师生二人开始了中国考古事业的接力。
苏恺之记得，父亲苏秉琦很喜欢这个“从贫寒家庭走出来、念书刻苦”的学生，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，让子女以他为榜样。在两家60多年的往来中，自然科学出身、做地震研究的苏恺之，始终尊称大他3岁、搞考古的张忠培为师兄。
1956年，张忠培大学毕业后，3个工作志愿都填报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，要求到田野一线工作，却被选拔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。这期间，他参与了陕西华县、渭南的区域性考古调查，在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时，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，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位，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，成为国内外同类考古中领先的范式。
1961年，张忠培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，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并于之后组建考古学系。
带着学生外出田野考古时，张忠培一直主张苏秉琦“坑边摸陶片”的教学方式，苦口婆心地嘱咐学生要练就“摸陶片的功夫”，“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里、血液里，做梦都是梦的摸陶器、陶片”。
考古工地上，他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提醒学生要“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”，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，没有材料不说话。
今年3月份，他在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986级的研究生、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的一次谈话中感慨，“观察陶器，不能只看制法，而是观察陶质、陶色、色度、纹饰、制法、制陶技术这六个方面，当年苏秉琦先生就是这么观察的，我们这一代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，你们这一代，行吗?”
张忠培1975年在吉林大学讲授考古学课程。（照片由张晓悟提供）
爱徒如子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学校园里，这个总跟墓地遗址打交道的考古专业老师，衣着简朴，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“说着只有入室弟子听得懂、口音很重的长沙话”，给学生传授着自己的一套考古学理论。
站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近百米长的吊唁队伍中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赵宾福说起这位导师时，用了“外冷内热”“爱徒如子”八个字，“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苛刻、严格，特别是学术问题毫不含糊，学生见了他会发怵。”
学生时代的许卫红，私下里跟她的同学称呼这个霸气耿直的湖南老师为“张大帅”，“对他又怕又敬，每次想去见他，都要先做好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。”
多年来，每晚9点通电话，已经成了张忠培、田建文师生间雷打不动的习惯。而耐心倾听导师的训斥也变成了田建文日常的一种仪式。
田建文把老师的训斥编成了300多篇的《师说》和《新师说》，发在微信朋友圈里，作为对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。今年4月3日晚9点的电话里，张忠培告诫他：“你要成为学问家，光靠手舞足蹈、猫弹鬼跳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冷静到了冰点。”还给他开玩笑说，“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?就是52(岁)了还有人每天训你。”在另一次通话里，张忠培说“今天就不训你了”。
张忠培2005年在江西景德镇考古工地。（照片由张晓悟提供）
写硕士毕业论文时，赵宾福被张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究。至今回忆起来，赵宾福仍觉得那么大的题目“研究起来相当难”，“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，先生又要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拔高，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。”
张忠培鼓励他，“要想成为一流的考古学者，就要跟一流的学者较量。”
赵宾福现在依然感激先生这种“用大题目锤炼学生”的方式，“做这样的研究，要下苦功夫、啃资料，一旦完成了研究，就是考古学上的标志性成果，甚至成为每个学生一生的代表作。”
上世纪80年代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，已经成了与北大考古系齐名的院系。
课堂之外的张忠培，用“爱徒如子”来形容其实欠“精准”——苏恺之印象中，父亲苏秉琦关爱学生比关爱子女更多，“对学生极其关爱，对子女无所谓，父亲生前总说，张先生这一点最像他。”
张忠培晚年时曾对张晓悟说起过，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，培养出众多优秀的考古人才，却在“孩子教育问题上有过失”。
这位田建文心中“如师如父”的老师，总给学生说“做了我的学生，我就当你终身的老师”。在吉大时，他邀请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家里吃饭，摸得透每个学生的脾气。离开校园后的30年里，他依旧注视着学生的考古研究，常打电话了解学生的近况，“有学生生病住院或离了婚，他都会担心”。
“每次看到学生在学术上的进步和成就，张老师都会表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。我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后，去北京见老师，他还带着我们学生去密云水库游玩。”1986年曾师从张忠培、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张星德回忆说。
2016年5月，张忠培被诊断为肺癌。去世前的一年时间里，除了家人和三四个学生，他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。“他总是对学生极其关爱，却不愿意看到学生为他担心。”在追悼会现场，田建文这样说起相识了51年的老师。
张忠培1994年在湖南澧县观察出土文物。（照片由张晓悟提供）
故宫“看门人”
1987年，张忠培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。第二年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摄影家梁子明来到故宫，从午门、太和门到神武门，为张忠培拍了一组照片。事后张忠培把照片拿给老师苏秉琦看，老师笑眯眯地说：“你是故宫的看门人嘛。”
然而，这位看门人“很不走运”。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，“上任不到两个月，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。小偷抓着了，火被灭了，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。”
更让张忠培忧心的是，他到任后才发现“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”。在当时的故宫里，除了故宫博物院外，还零零散散分布着14个单位，“故宫的文物，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，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。”
故宫的不完整，让张忠培觉得，“对于一个大国来说，是很不体面的”。
在任的4年里，张忠培为了一个“完整故宫、安全故宫、历史故宫、学术故宫”的目标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，提出“保护”和“特色”是故宫博物院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，重新确定了故宫保护范围，编制了故宫7年发展规划。
原来分布在故宫里的一些单位陆陆续续搬了出去，原本商贩遍地的午门广场得到治理，御花园得到了重点保护。这些改变之外，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认为，更重要的是张忠培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，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，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。
苏恺之回忆说，“张先生不在意在任时取得多大的成绩，他总是想着为故宫做长远的打算”。
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是抗战时期为保存1万余箱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而建设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除部分运回北京外，仍有10万余件文物留存在朝天宫库房。
王光尧清晰地记得，老院长在任时一直在跟南京交涉，希望这批文物归还故宫。
2015年10月，张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，“深感遗憾的是，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。”
这位曾经的“故宫看门人”，直到生前几个月里，还在四处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。
张晓悟回忆，6月27日，张忠培的学生、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在故宫研究院作学术报告。“父亲很重视，想去看看他，又不想打扰他，就在研究院大门前站了一会儿，坐车回家了。”
当天早些时间，刚从协和医院体检完的张忠培，让张晓悟陪着，专程到故宫的午门前照了相。这位曾经的故宫博物院“掌门人”，似乎在向这座古老的宫殿做最后的告别。
2017年6月27日，张忠培生前最后一次在故宫午门前照了相。（照片由张晓悟提供）
绝笔之作
2014年，已经80岁的张忠培，回望了一生经历过的中国考古学历程，从约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选出代表作，以“中国考古学”为主题，分别以“走出自己的路”“说出自己的话”和“尽到自己的心”为名，开始着手3卷书稿的写作和编选。
前些年里，苏恺之到张忠培家里探望时，总看到这个“岁数大了眼睛不好、又不会操作电脑”的师兄，弓着背趴在桌子上涂涂写写。“他的书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家里书桌上常备的是涂改液，写错了涂了再写。”
张忠培总喜欢让田建文给他一些批评意见，有时田建文说不出来老师的书哪儿不好，还会遭到老师的一顿训斥。
田建文2017年3月9日记录的《新师说6》中，张忠培言语间表露出了些许责怪，“我的‘自序’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?一个看不出别人错误和不足的人，就没有好好看书。明天，你用鞭子狠狠地抽我(的文章)，怎么没有人说我不好啊?”
3月12日记录的《新师说7》中，这位老师又向学生感慨：“我们那时对苏秉琦先生，不像你这样对我的，我的什么事在你看来都是好好好，这不行。苏先生给我讲了，有什么不同意见我就说‘苏先生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……’，教学相长，互相切磋，这样才能进步。”
病魔并没有打乱张忠培的著书计划。高蒙河回忆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，先生为了3本书，常要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，直至去世前一周。
“‘元君庙的前前后后’这一部分，几经修改，到今年他仍不满意，竟然不顾身染沉疴，再度披挂上阵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这三卷著作真是张先生‘呕心沥血’的绝笔之作。”田建文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。
高蒙河评价说，“这三卷著作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的典型人物、代表人物及其发现成果和创新成果，足以体现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思想精髓，堪称一部浓缩版的《中国考古学思想史》。”
7月11日上午，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，参加张忠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吊唁者，排队等候进入告别厅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摄
未了心愿
在张忠培去世前几个月里，他过着跟此前多年一样的生活，不停地给学生打电话，了解他们的学术进展。5月份他还去故宫给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讲了《故宫考古、保护和研究——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》。
6月30日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。9月份，苏秉琦先生生前的《西安考古调查报告》经整理后将出版发行。在张忠培的设想中，他要为此筹办一次新书发布会，作为对已故老师的纪念。
“我本想6月底给师兄打电话，问问要不要我准备发言，老伴说天热先别打扰他。再过几天他就去世了，没来得及打电话，他有好几个事没做完，就撒手了。”苏恺之努力控制着悲痛的情绪，缓一会儿说一句地讲着张忠培生前未了的心愿，说完已泣不成声。
此前一些天里，在北京小石桥胡同11号院的故宫宿舍里，他还像往常一样，牵着老伴马淑芹的手在院子里遛弯，见到老人、小孩都上前打声招呼。
59岁的物业工作人员李俊生印象中，这个“从来不端着、一点架子没有”的老爷子，在院子里总是很热心，“谁家赶上事儿了，总会去过问过问。邻居家屋子刚装修完，他嘱咐着多放放(甲醛味儿)，别急着住进去。”
7月初的那几天，李俊生隐约察觉到了一些异常。院子里总有一辆小面包车进进出出，她问了司机才知道是“老爷子把家里一屋子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故宫”。
张晓悟眼中，父亲是个工作狂，“一年里常常有10个月在野外考古，家里的事从来不管、不问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把家当成了旅店。”
张忠培喜欢看激烈的对抗场面，在大学时爱打篮球。到了晚年，这个倔强的老爷子还迷着看NBA比赛。子女们担心他的身体，每次球赛开始前，都会为他准备好速效救心丸、硝酸甘油和一杯茶。
这个多年来常为工作顾不了家的老人，总觉得老伴操持了一辈子家里的大小事，很不容易。临终前几天，他一再嘱咐张晓悟“要照顾好母亲”，藏了一肚子想对老伴说的话，也没力气说了。他就把心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“老马万岁”。
张晓悟后来听母亲说，7月初的那几天，父亲晚上睡觉时一定要抚摸着母亲的手，对她恋恋不舍，“他很眷恋这个家，很眷恋这个关心他、爱护他的世界。”
7月11日上午，苏恺之与老伴李桂芬站在告别厅门外，盯着电子屏幕上张忠培与苏秉琦的合照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摄
7月11日10时，在回荡着李叔同《送别》曲的告别厅里，苏恺之向这位相交了60年的师兄做了最后的告别。随后被老伴搀扶着，从告别厅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。当走到门外一侧的电子屏幕前时，这位80岁的老人突然停住。
这张循环展示着张忠培生前影像的屏幕上，恰好切换到一张苏秉琦和张忠培一起坐在沙发上的老照片。苏恺之盯着那张两位已故父兄的合照，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滑落。
52岁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流，在听到张忠培去世的消息时，心中生出一句感慨，“真是大师的时代要过去了”。
站在吊唁队伍中间，她说起自己总有一种奇特的感受，“跟参加别的追悼会觉得心酸想哭不一样，这次总感觉老先生并未远去，他身上那种老一辈考古大家的精神一直都在。”
(文中资料部分参考了高蒙河、田建文回忆张忠培先生的文章)
监制：易艳刚 | 责编：张慧 | 校对：赵岑
送别大师！